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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石刻公園怎么樣

公園的石刻以南宋石刻為主，涵蓋部分明、清期間的作品，共200余尊石像生。南宋石刻以造型準確，形體動作多樣、表情生動而著稱。園中的文臣、武將、蹲虎、立馬、跪羊分別代表了“忠、勇、節(jié)、義、孝”，相當鮮明地再現(xiàn)了當時的歷史人文景觀。

中國的石刻作品基本都集中在佛教石窟和皇家陵園，但南宋例外。偏安江南的南宋帝王，夢想身后能安息到河南鞏縣的宋皇陵，因此南宋皇室身后都草草暫厝，沒有留下能代表這一時代風格的宏大陵園石刻。東錢湖及周邊地區(qū)是南宋重要的四位宰相墓園所在，史浩、史彌遠、鄭清之、史嵩之他們的政治生涯幾乎涵蓋了南宋歷史最重要的高、孝、光、寧、理五個時代，他們的墓道石刻填補了南宋時期美術(shù)史、文物考古史、雕刻藝術(shù)史的研究空白。

“北有秦陵兵馬俑，南有錢湖石刻群”——在我國石刻史上，南宋時期神道石刻資料較少，東錢湖南宋石刻規(guī)模之大、數(shù)量之多、雕刻之精、分布之集中、保存之完美在中國尚屬獨特。

實用信息

交通

1.自駕車：到達東錢湖后，往啟新高爾夫球場方向開。過了啟新高爾夫球場后的第一個紅綠燈往左拐，再沿主干道開大約4公里左右即可。自駕線路（上海出發(fā)）：上海--滬杭高速--嘉興樞紐--杭州灣大橋北岸引線--杭州灣大橋--杭州灣大橋南岸接引線--繞城高速--姜山出口下

2.市內(nèi)交通：寧波市區(qū)可乘906路到郭家峙，再換乘960路到南宋石刻群下車即可（960一小時一班）；901路到紅林，再換乘960路到南宋石刻群下車即可（960一小時一班）；357路到邱隘青年路，再換乘960路到南宋石刻群下車即可（960一小時一班）

也可以在東錢湖游客服務中心坐環(huán)湖線966到南宋石刻公園下車即可。

榮譽及其他

公園特點

造型寫實，有時代特征。

形態(tài)生動的儒將武士俑 南宋雖然偏安江南，然而戰(zhàn)爭與防御一直是這個時代的主題。故在東錢湖南宋石刻造像中，明顯地表現(xiàn)出造像工匠對于將軍武備的重視。絕大多數(shù)武將的鎧甲兵器，都精雕細刻，栩栩如生。這種寫實的功夫，為歷史石刻武將中的佼佼者。但是在開禧北伐失敗后對收復失地的無望心態(tài)，以及缺少悍將的江南，武士文相、北人南相是當時的一大特點，因此石刻中的武將都是一副儒將之風，內(nèi)文外武，心文形武，是石刻武將的一大特色。

文弱傳神的士大夫文臣俑 北宋本是文弱王朝，唐代的建功邊關(guān)、出將入相的傳統(tǒng)在北宋蕩然無存，士大夫是主宰社會的主流階層。南宋的半壁江山，更是文臣執(zhí)掌兵權(quán)，以守御為國策。故南宋一代，士大夫更為溫文爾雅，循規(guī)蹈矩。東錢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，多心懷惴惴，謹慎低調(diào)，表情含蓄，慈祥和藹，表現(xiàn)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內(nèi)涵和修養(yǎng)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人格意識和審美標準。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，蓄山羊胡子，溫文儒雅，謙遜和藹，形神兼?zhèn)?，更傳達了這一時代特征。

馴順溫良的墓道瑞獸 東錢湖南宋石刻中的瑞獸，無一不給人以馴服溫順的感覺。虎不威、馬不烈、羊不犟。這顯然是一種時代性的象征，霍去病墓道石獸的渾厚自信沒有了，唐昭陵六駿的神秀靈動沒有了，有的是南宋式的穩(wěn)定安詳。也許這個社會太敏感于不安份的個性，太需要太平寧靜的環(huán)境感，所有的猛獸烈牲，一律排斥于這個時代的審美之外。故其造型，裝飾性大于自然形態(tài)，然在技術(shù)處理上，卻靜中有動勢，粗中見細膩，剛中有柔意。

刀法細膩，雕刻如塑。

1、刀鑿無痕，力求精細。東錢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藝上都不留刀鑿痕跡，追求一種塑像的細膩效果，這是在“寫真”指導思想下的產(chǎn)物。尤以福泉山無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具有代表性。

2、多種技法，塑造細節(jié)。石像的細節(jié)部分用高浮雕、鏤雕、透雕等技法的綜合運用，表達了所塑造的對像的某些細節(jié)，給人以真實的厚重感。如燕子窩石馬及鞍具的雕刻紋飾，都令人叫絕。

3、線刻忠于造型，裝飾巧在突破。在人物衣褶帶紋的線刻中，力求表現(xiàn)質(zhì)感和厚度，沒有一根不合理的線條，沒有一根只用于勾勒輪廓的線條，所有的線刻都忠于造型的真實性。但是在真實之中，卻有洗煉的概括，衣褶組織粗中有細，簡中存繁，干脆簡潔卻有回味之處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處理都一一與實物對位，在紋樣的裝飾中，石刻手法十分大膽，瑞獸的形體常常被局部抽象變形，雄虎的花紋以云狀或者葉狀紋，這種突破常在不經(jīng)意之處，卻具藝術(shù)的魅力。

中規(guī)中矩，力避張揚。

1、衣冠甲胄，皆合記載。東錢湖南宋石刻的人物，不論是文臣的衣冠，或是武此的鎧甲，大至形制，小至花飾紋樣，都可與有關(guān)歷史記載一一對應，嚴格采取寫實的態(tài)度。比如文臣頭戴的進賢冠、冠頂?shù)牧簲?shù)所表現(xiàn)的階級官品，所著的右衽寬袖長袍，束帶，袍下露裳（袍）蔽足，腳上所登的厚底淺幫的云頭履，胸前垂曲領(lǐng)方心，雙手執(zhí)笏，都符合典籍，也可在宋畫中找到對應。武將的纓盔披甲、臂上的護袖、小腿上的護腿、以及由革帶索定的胸前橫貫的勒帛絲繩，和腰間所圍的護腰，包括甲胄的皮編鐵鑲，均無不符合當時的格式。

2、姿態(tài)心境，皆合禮儀。東錢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態(tài)，均采取為儀仗拱守之勢，無一出格表現(xiàn)。這與其時的佛教造像和北宋皇陵石俑中所表現(xiàn)的人格個性（如山西長治佛寺、重慶大足石刻）形成顯明對比。這一現(xiàn)像不能不聯(lián)系南宋理學所倡導的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的主張，給人以禮儀之鄉(xiāng)、儒風氤氳的印像。

3、紋飾細節(jié)，皆合自然。人物衣著的紋理大致可分為垂、拉、擠、飄四種，東錢湖南宋石刻的人物造形中，文臣的衣紋全部是垂掛紋，武將為扎擠紋，絕無飄動、抻拉的表現(xiàn)。也即是所有的人物均采取一種靜態(tài)的姿勢，甚至處于沒有自然風吹拂的環(huán)境。一切都合乎這種靜態(tài)所造成的自然肌理，表達人物內(nèi)心的平和單純，心無旁鶩，氣沉丹田的形態(tài)。然而匠人在細節(jié)處理中，常常于一個繩結(jié)、一個花紋中，融入靈動的心機，使靜態(tài)之中潛藏動的內(nèi)力。

4、建筑構(gòu)件，皆合《法式》。在東錢湖南宋石刻作品中，有一部分是當年的墓廬、牌坊上的石質(zhì)構(gòu)件。從這些構(gòu)件中可以看到一個很為顯明的特點，那就是這些建筑的、或者表示建筑的構(gòu)件，都符合北宋官制的《營造法式》。下莊省岙史師禾墓道的石牌坊，不論是結(jié)構(gòu)、柱式，還是博風、懸魚、斗拱、瓦當，都符合北宋的《營造法式》，也成為《法式》在南宋貫徹推行的物質(zhì)證明。

風格分期明顯，各呈時代特征。

1、以越國公史詔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風格（約1120—1190）。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國夫人葉太君墓道、越國公史詔墓道、寶華寺后山史氏祖塋墓道、七坑墓道石刻、龍首山石刻、排祭嶺嶺腳石刻和姑野岙石刻。這一時期正值南國立國初期，百制初創(chuàng)，社會節(jié)儉，石刻以簡樸風格為主，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，墓道形制不大，有較強的民間化色彩。

2、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（約1190—1220）。 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、修職郎史若湛墓道、齊國公史漸墓道、中散大夫史涓墓道，此期為南宋中興時代，社會風氣積極上進，士大夫各盡職守，謙和低調(diào)。石刻風格也節(jié)儉樸質(zhì)，少鋪張，造像神態(tài)清和淡泊，文臣表情寧靜若思，武士有儒雅之氣，石獸忠誠馴服，但規(guī)制已經(jīng)表現(xiàn)出鋪排的傾向。

3、以丞相史彌遠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風格（約1220—1280）。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彌遠墓道、兵部尚書史彌堅墓道、通奉大夫史賓之墓道、鄭國公史彌忠墓道、司封郎中史彌鞏墓道、兵部尚書史宇之墓道、銀青光祿大夫史巖之墓道，以及表現(xiàn)于福泉山墓道石刻、忠應廟石刻、洋山村石刻、官葬河頭西岙石刻、前夾岙石刻、刑部尚書余天任墓前石刻、贈少師高閌墓前石刻、仇悆墓前石刻和丞相鄭清之墓道石刻等。此期南宋經(jīng)濟繁榮奢華，社會心態(tài)偏安自得，表現(xiàn)在石刻風格中，比中期有明顯的奢華意識，刀法裝飾，雕琢工細講究，用材除取當?shù)孛穲@石、光溪石外，有外地的類太湖石采運。造像神態(tài)平庸自得，文臣武將儀仗性強，缺少表現(xiàn)心理的內(nèi)涵，石獸講求氣勢，多昂首而有不可一世之勢。

民間化傾向越益明顯。

1、就地取材，尚儉杜奢。 東錢湖南宋石刻的石材，基本上為梅園石或者光溪石。這兩種石材都出產(chǎn)于鄞州區(qū)境內(nèi)，梅園石略呈紫色，光溪石顯紅頭。該兩石均為沉積的水沉巖，質(zhì)地細膩，適于細部雕刻，是當?shù)孛耖g主要的建筑石材。唐代建造它山堰，就用了光溪和梅園的當?shù)厥模梢娫摱幨撮_采已久，且至今仍有出產(chǎn)。史氏有能力從外地購置更好的石材，而且后期史氏某些墓道實際上也有太湖石使用，但總體上都就地民間取材，這從一個側(cè)面反映了這個家族尚節(jié)儉、杜奢華的家風。

2、隨物賦形，崇尚節(jié)儉。 東錢湖南宋石刻的另一個特點，是在利用整塊石材的時候，基本以原石材的形體為依據(jù)，提高材料的利用率。因此有些石質(zhì)造像雖然縱橫不成比例，但是整體觀之，仍渾然一體，并無異樣。這種隨物賦形的傳統(tǒng)，得益于民間工匠的經(jīng)驗，既體現(xiàn)了崇尚節(jié)儉的民間精神，又是對霍去病墓石刻和歷代佛教石窟隨材取形的歷史傳統(tǒng)的繼承。

3、吸收民間工藝，匠氣與靈動并存。 中國民間雕塑的人物造型多取法于佛像雕塑技法，由于佛像的規(guī)制與透視的原因，常常頭大身小，上身長下身短，通體不成比例。與唐陵和北宋皇陵的專業(yè)御用工匠手下的人物造型相比，或者與東錢湖明代余有丁墓道造像相比，東錢湖南宋石刻就更顯出民間工匠手藝的特點?？磥黼m然史氏貴為宰執(zhí)國公，但是在當時修墓筑塋時，并沒有動用皇家藝匠，大多數(shù)都是四明及浙東民間匠人的手藝。民間匠人在審美上的靈動與幼稚的匠氣，都在這些石刻中、尤其在動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諧的并存。

4、太師椅所表現(xiàn)的時尚追求。 綠野的史詔墓道中，有一把石椅，這是東錢湖南宋墓道石刻中的規(guī)制之外的器具。這恰恰是一種當時的時尚和身份的象征。宋以前，漢地只坐凳而沒有椅子，椅子是從西域的“胡床”發(fā)展過來的新的日用器具。在宋代，椅子開始時只給有皇帝的老師——太師身份的人享用，其后也只有貴胄勛爵才有資格享用，因此有“太師椅”之稱。史詔死后贈“太師越國公”，是有資格享用太師椅者，所以特別地以石椅配祀墓道。這也是東錢湖南宋石刻不失時機地表現(xiàn)一下民間心態(tài)的例證。